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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3日 星期
迷雾般的辽河早期航运
追忆大辽河千年沧桑

现今的辽河,风光秀美。
古时营口的辽河码头。
辽河航运昔日的繁忙。
辽河小码头。
辽河特大桥。

近日,沉寂数百年的辽河古渡口又重新喧闹起来,6艘用传统工艺打造的平底木船,在悠长的渔家号子声中,从盘锦市西安镇上口子村出发,沿传说中的唐王征东螃蟹架桥故事发生地三岔河、日俄战争古战场古城子,下到百年古镇田台、营口老街,再至盘锦转身向桥头堡辽东湾……

据盘锦市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明介绍,“上口观古今,重现辽河渡”是盘锦新近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通过重现辽河口昔日繁华的海运,既展示我们祖先的智慧,也表达我们对大海的敬畏与感恩之情。

历史上的大辽河古渡口,曾是大辽河沿岸的重要码头,随着河运衰落,繁华早已不再,往日的喧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口口相传的记忆。

辽河同其他大江大河一样,养育了无数的辽河儿女,孕育了无比灿烂的辽河文化。辽河通航历史悠久,早在汉魏时期,东吴孙权于嘉禾二年(233年)派遣庞大的东吴船队,从东海一路来到渤海并溯辽河北上,抵达辽阳。辽、金、元以后,有关辽河航运的记载屡见不鲜。明清时期,辽河是运送军粮的主要通道。1626年正月十四,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结果被明朝大炮击伤。八月十一日,在清河结束疗养的努尔哈赤坐船返回沈阳,结果船行至距沈阳40里的瑷鸡堡与世长辞。

日俄战争后,随着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辽河运输量愈来愈少。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到1985年,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A.

迷雾般的辽河早期航运

辽河源自内蒙古,先后汇入老哈河、东辽河、清河、柴河、三岔河后,又与浑河、太子河两大支流汇合,一路弯弯曲曲,经田庄台后,在营口入海,总长2400多公里。辽河河道虽长,但适合行船的航道并不长,主航道600多公里,支流太子河、浑河各约200公里,总长大致在1000公里左右。

辽河航运起于何时,并无明文记载。

两汉间新莽时期政局动荡,山东北海(今昌乐附近)名士逄萌举家渡海,客居辽东;同样东汉末年躲避战乱的邴原、管宁等也都是从山东渡海抵达辽东,这两条正史中的记载都没有明确说明辽东的具体地点,不过当时辽东郡治在襄平(今辽阳),所提的“辽东”,应包括襄平甚至辽河腹地等广大地区,按这种理解,逄萌等人应该是早期乘船渡海北溯辽河的代表人物。

三国时期,孙权建吴称帝后,为了联合辽东的公孙渊共同抵御曹魏政权,于嘉禾二年(233),遣使节及军将等万余人,乘船从建业(南京)起航,渡海溯辽河而抵达襄平。景初二年(238),善于用兵的司马懿率大型船队,趁辽河雨季水涨泛滥之际,运兵至襄平城下,一举灭亡了公孙渊政权。这两次溯辽河而上直抵辽阳的活动,可以说明许多问题。

其一:正因为具备了船队规模宏大、人数众多的特点,因此受到史家的重视,而见之于正史之中。其二:这两次活动不是孤立的,孙权与司马懿都是能谋善断的稳健之士,如果没有对辽河航运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他们绝不敢派出大型船队,深入情况不明的辽河,这说明辽河航运早已开始,并且已达到一定水平。其三:“辽海”称谓的出现,也是辽河航运情况的客观反映,曹魏时的曹植曾在谏书中说:“辽东负山岨之国,势便形固,带以辽海”。据说这是“辽海”一词的最早出处。“辽海”晚于“辽东”,据原辽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先生分析认为,其“势便”者,多指辽海水陆交通之便,曹植用“势便形固”说明“辽海”,正是出于对辽东水陆交通发达的肯定。

既然曹魏时期已经有了大型船队在辽河航行的记录,那么小型船队或是只帆独舟在辽河中游航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客居辽东”的辽东范围,不仅仅就是辽阳,也应包括辽河中游的沈阳地区。一个地区的航运水平,除河道因素外,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军事地位重要与否直接相关的。

西汉时期,辽东郡下设十八县,在沈阳范围的,一般认为是候城、髙显及辽阳三县,即是县治所在地,就应是较大的村镇,并管辖周边村屯。辽朝时期,沈阳地区出现一批古代建筑,今天能看到的,除了一些考古发现外,仅辽河沿岸就有辽滨、巨流河、石佛寺等多处可以发现古建遗址。一般情况是,塔与寺及城同时出现,所以古塔附近往往也都有古城,而河岸附近的古城往往就是水陆码头,在辽河沿岸的古城,自然就成了辽河航运的码头。此前,魏晋至隋唐间,“米运辽东”、“帆转辽海”等记载不绝于史书。

B.

康平小塔子,沈阳早期码头

金代是辽河航运发展的重要时期,管理辽河的航运机构正式设立。

金文学家王寂(1128年—1194年),进士,曾在辽东任辽东漕运副使。漕运系指水道运粮,辽东漕运使就是主管辽河及其辽东其他江河水运粟米的官吏。金朝中央设有漕运司,掌河仓漕运之事,王寂所任辽东漕运副使,应是辽东漕运司的副职。“辽东漕运司”一职过去不见记载,当属金朝首创。咸平(今铁岭开原市)为当时东北地区南北交通的枢纽,是联系金代上京与中都的重要之地,当时庆云县(今康平小塔子)、荣安县(今康平齐家坨子)均归咸平府管辖(今属沈阳)。王寂后来在巡视辽东的日记《辽东行部志》中说:“昔予运漕辽东,居此者二年”,其上句是说过去主管辽河水运粮米,曾在咸平府住了二年。《辽东行部志》是有关辽东问题的最早专门文献,因此辽东漕运使也就成了见于记载的最早专门主管辽河水运的官职。《金史·河渠志》说:“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今辽阳)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食貯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相济”,这是当时一位尚书奏折的内容,这个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并落实。

辽代的祺州,金代的庆云县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城邑,也是这一带有名的渡口,因此金朝要加强对辽北乃至上京一带的控制,在水运这个环节上,是必然要利用庆云这个码头的。

今天的小塔子村就在辽河岸边,其古城址距辽河仅数十米。这座古城辽时称祺州,是辽太祖攻掠檀州(今北京密云)人口而在这里建立的军州,原来在檀州的汉人,被掠到辽东后仍被集中在一起,筑土城而居,其住地仍称为檀州,后来不知何因改檀州为祺州。祺州同时还是庆云县的所在地,属于州、县同城。作为府、县治所,该地不仅有城,还有塔(后来有寺),一时成为辽北地区的名邑。金代这里不再设州而保留了庆云县治,隶属于咸平府。

明清之后,这一带出现了多个码头,但在辽金乃至元朝时,祺州不仅是辽北的繁盛之地,而且还是少有的水陆码头。既然金朝廷决定在“咸平铜善馆置食贮粟以通漕运”,那么水运米粟的部分任务,由庆云来完成也在情理之中。至于荣安县(所治在今康平县的齐家坨子,或说北四家子),辽朝曾设县,到了金代,已无法与庆云相提并论了。

由此可知,沈阳的康平小塔村,即金代的庆云县,在当时已成为辽河沈阳段早期的航运码头。至于当时辽滨塔(今新民)、石佛寺(沈北新区)等靠近辽河的沈阳界的古城,历史上也都曾是码头。辽滨古城地处秀水河子与辽河交汇处,东晋时为军事重镇,辽时从蓟州迁来大批人口,成为辽金时的辽州;石佛寺古城位于辽河左岸,辽金时曾是双州,在当时起着镇守辽河渡口的作用。

C.

明初辽东用兵仰仗辽河水运

元朝在东北设立辽东行省,交通有了较快的发展。辽东饥荒,朝廷“发粟十万,海运济之”,一次水运十万石粮食救灾,规模很大。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登基建立明朝时,辽东地区尚在元朝势力控制之下,但他已经认识到辽东的重要:“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洪武四年(1381),明军从山东渡海抵辽,控制了辽东,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只有派重兵才能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而重兵入辽又要保证后勤供给。

当时辽东驻军有多少呢?清初的杨宾在《松漠纪闻》中说:“明初(辽东)设兵一十九万二百余名,万历初存操兵八万六千六百,”明末多战事,兵员又升到13万多人,杨宾治学严谨,他列出的数字比较可靠。明初辽东设立卫所,辽河沿岸先后设立了12个卫,海州(今海城)、沈阳、铁岭地区驻军最多。那么这近20万大军及相关辅助人员的粮饷如何保证?古代军队有就地求粮一说,但明初不行,元末由于战乱,明初辽东人口大量流失,已不足10万人口,根本无法提供20万大军的口粮,而且辽东当时不种棉花,这样各类物资均需要由关内江南供给,当时陆路今山海关一线,尚在元朝残余势力影响之下,明朝要搞运输只能是通过渤海,将粮饷运至辽东。

朝廷规定,每个军人每月给米一石,军官逐级增加,到指挥一级是三石;另外军服、靴鞋、帽袜等也要由朝廷供应,或者给成品,或者给布匹、棉花等自己加工。与部队有关系的辅助人员,也有规定,民匠充军的给米八斗,守城时则如数给之。对军马的规定是:军马月支米二石,当时军马数量很大,当有数万之多。明初辽东、辽河一线设置了很多驿站,驿站人员、马匹也不少(5至80匹不等),驿站在沈阳近处,南有白塔铺,北有蒲河城等;在辽河沿岸设立的大量墩、台、堡等军事据点,也都驻有人数不等的兵丁,这些无疑都增加了军需的数量。就粮米一项,每年所需当在百万石左右。

D.

铁路使辽河航运日渐衰落

田庄台是辽河上最大的码头,也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被清政府称为“商贾辐辏之地”。田庄台至三江口“八百里河道,帆樯林立、往来如梭”。当时的田庄台,南起保灵宫,北至曹家湾子,仅8里长的沿河两岸就有码头十余处。“天兴跳”、“二官跳”是粮油花纱杂货码头;东河沿为木材、煤炭码头;一面街是蔬菜码头;“万金永”则是堆放芦苇、柴草的码头;官码头和蔡家屯是摆渡行人的客运码头。真可谓“八里河岸,泊船上千;市井繁华,铺户栉比”。

当时进出田庄台码头的船型很多,除帆船、驳船外,还有往来于营口与田庄台的“小火轮”,从开河至封冻,往来船只多达两万艘。这些船上行时装载着粤、闽、浙、苏、鲁、川等省出产的绸缎、布匹、药材、茶叶、瓷器、漆器、竹器及日用杂品等,通过田庄台码头销往东北各地;下行时装载着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木材、大豆、皮毛,通过渤海、东海或者大运河远销江南。明清时期的田庄台,是东北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以及农副产品集散地。在丰水期,有的路段大型船只也可通航,如历史上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船。

日俄战争后,由于政治、经济以及自然情况的变化,辽河航运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重要地位。京奉、南满、四郑等铁路相继建成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提出经营满洲商务以大连为中心的“大连中心主义”后,辽河运输量越来越少。以郑家屯为例:1914年,郑家屯农产品利用水路运输的为70%,利用马车运输的为30%,四郑铁路开通后的第一年(1918年),马车运输为零,铁路、水运各占50%,到1919年,水运只占3.5%,其余大部分为铁路所运。此外,光绪三十二年,日商承建辽河新民段巨流河桥时,有意降低桥梁高度,小船勉强通过,帆船必须放倒桅杆才能通过,大船根本无法通过。日商的蓄意破坏也是辽河航运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同关内各地的贸易往来减少,加上日本侵略者实行限制中国航运业的政策,辽河水上运输更趋萧条,船只日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剩下几百艘木帆船在辽河下游进行运输。

新中国成立后,交通部门对辽河运输进行了整顿。到1952年,辽河从事水上运输的船舶又增加到1000余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相继在营口、田庄台等处设立航运机构,在巨流河成立航道工程队,对辽河中段航道进行整治,打通了卡力马至巨流河99公里的航线,辽河通航里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3公里发展到531公里,船舶可从营口上达新民。

但1961年以后,由于很难与火车、汽车竞争,航运日益衰退。上世纪70年代,拖驳船主要航行于营口至田庄台、三岔河、小姐庙及盖县团山子、鲅鱼圈之间,往返运输煤炭、木材、草制品和砂石材料等。1977年,田庄台辽河大桥通车后,沿河物资运输多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到1985年,辽河下游只剩下季节性区段运输,大辽河田庄台以上区段基本停航,田庄台以下45公里仅有3艘100吨级的船舶从事运输,年货运量已微乎其微,辽河航运逐渐成为了历史。

本文综合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国搜东北、盛京文化网等相关报道;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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