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针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造假问题，生态环境部联合山西省政府对临汾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这是自2017年1月之后，临汾市再次被约谈，背后折射出履职不力、敷衍整改的问题，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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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多地空气数据遭污染

戴上口罩与帽子，在黑夜的掩饰下，一个人蹑手蹑脚地给空气采样系统带上滤膜或者布条，希望通过在采样系统上的“动手脚”，让检测数据能够达标。

这一有如犯罪片的场景，就是2018年3月底，生态环境部组织检查发现山西省临汾市空气数据造假时所查明的犯罪事实。在随后的2个月时间里，临汾市空气数据造假案件中涉嫌的16名犯罪嫌疑人，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但走完司法程序的数据造假案，并未就此划上一个“句号”。8月6日上午，生态环境部针对临汾市环境空气自动检测数据造假问题，联合山西省政府对该市主要负责领导进行了约谈。约谈认为，临汾市环境空气质量检测数据造假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蓄意犯罪行为。

类似临汾的空气数据造假案件并非个例。

2018年3月底，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召开的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一共通报全国发现有7地9个国控站点受到喷淋干扰。

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3月原环保部发现西安市存在空气采样器采样头被纱布人为堵塞、部分监控视频记录被删除等问题；2017年2月至3月间，原环保部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现部分企业存在空气监测数据造假问题。

而在今年1月，原环保部还通报江西省新余市飞宇、河南省信阳市南湾水厂两个国控空气环境自动监测站点采样平台及周边环境受到喷淋干扰。

除了喷淋干扰外，新的手段与工具也开始不断出现。其中，2018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利用雾炮车，将当地环保局大楼及其监测站点喷成“冰雕”的事件，更是让人忍俊不禁。

而此次通报的临汾环保数据造假案，经调查，临汾市环保局原局长张文清授意局办公室主任张烨和监测站聘用人员张永鹏，指使许冬等人故意破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张永鹏等人通过堵塞采样头、向监测设备洒水等方式，干扰全市6个国控空气自动监测站近百次，导致监测数据严重失真53次。

对于出现如此频繁的违法犯罪行为，约谈指出，临汾市涉案的16名人员都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没有正确认识，特别是涉案的市环保局办公室原主任张烨竟然认为干扰监测仅仅属于违规，不知道自己犯罪。这说明临汾市关于防范和惩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宣传教育严重缺位，不仅未按要求组织开展警示教育；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严重失察，对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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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

为求“过关”牵头作假

为掩盖超标排放等问题，环境数据造假一直被业内称为“潜规则”。

对此，2015年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开篇第一章就明确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2015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文件，明确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完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要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

新环保法实施后，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提出了更为严厉、明确的处罚措施，用法律强化数据的真实性。

然而，即便如此，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

早在2015年，全国就共发现2658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弄虚作假等问题，17个省区市对发现的问题立案78起。环保部通报15起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典型案例。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环境数据造假屡禁不止的根源是造假成本低、收益大，某省专门负责监管这方面的领导就指出企业环境数据造假的成本就80元—100元，却可以节省几十万元的环境处理成本，差距巨大，部分企业就会铤而走险。

可是，作为环保局局长，为什么也敢于冒险去干扰监测数据呢？

生态环境部在约谈中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环境数据的历史欠账。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此前在空气质量监测权归属地方管理的时候，不少地方的空气数据造假就已经存在了。但后来监测权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后，原来造假上报数据的不少地区，就面临着很大的环境整治压力。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地方上的空气监测权上移后，很多地方陷入此前数据造假的被动局面，尽管后来地方上可能也努力进行了多重环境治理，但从数据的表现上来看，实际探测的成果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可能还会不降反升。

“大多数地区还是将经济发展作为重点，而这种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方堃指出，当前多地存在的空气数据造假情况，一方面折射出部分地区的环保压力确实比较大，地方环境形势严峻导致造假现象频发；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不断进行的环境督查行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压力的传导，而环境保护真正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地方上的充分认识。

与此同时，一位地方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国家在生态环境问责会直接问责到地方政府，但是，当地政府还是会把环境问题的“棒子”打到环保局，环保局并没有感到轻松。在今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某地发现一起生态破坏问题要求当地尽快整改，当地政府首先对环保局负责人进行了问责处分。而且类似的情况，各地并不少见。

所以，考核压力下的造假冲动，就一点都不新鲜了。也因此很早之前就有“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话了。雾炮车干扰空气质量自动检测背后，同样是地方官员面对考核压力下的弄虚作假。随着环保问题越来越被民众和中央重视，环保考核机制越来越严格，空气质量考核数据与政绩挂钩，地方政府和官员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而空气质量数据是设备自动检测上报，无法直接篡改数据，于是乎，在国控站点附近营造数据更好看的“小环境”的办法成为流行选择，雾炮车这种神器就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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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污染困局如何破解？

在数据造假背后，也凸显了地方的产业转型困局，特别是对于一些产业转型能力不足的地区，经济问题和环保问题的矛盾较为突出。

据了解，临汾是山西省下辖地级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是一座以煤炭和钢铁为工业支柱的城市。临汾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45.84亿元，增长23.4%。其中，煤炭、钢铁、焦炭和电力工业分别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5.7亿元、423.7亿元、298.5亿元和52.5亿元，分别增长36.4%、9.5%、38.7%和14.9%。

煤炭和钢铁带来了利润，也带来了污染。将时间拉回到2017年初，从2016年11月开始，临汾连续污染“爆表”，到1月上旬，临汾市共经历了6次重污染天气过程，历时48天，先后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13次。其中，2017年1月4日23时，临汾市区二氧化硫浓度小时均值一度达到1303微克/立方米峰值。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空气数据造假也与当前国家环境治理体制有关，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体制的特点类似于行政“发包制”的层层分配，但分解过程中，每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特殊性并未完全考虑进去。

王慧表示，对于很多产业转型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也面临环保加压的态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逼机制，让地方政府逐渐理清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转变定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与过程的。”

王灿发则认为，要杜绝此类环保数据造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要对地方此前的环保数据进行核实，因为不少地方在监测权未上移前的数据是不够准确的，而后来国家统一监测后不少地方就面临着很大的调整压力。

“需要恢复‘本底’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环境治理，或许不少地方才能够看到工作的‘希望’。”王灿发说，环保政策层层加压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到不同地方的产业转型的难度与环境质量提升的难度，政策执行尚且不能“一刀切”。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社坤建议，鉴于各地的产业结构和地理结构不同，面临的环保压力也不同的情况，在环保制度执行方面可将个别地区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在空气质量标准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对该地区的执法关注度和频次上做出一定的改变。

同时，王社坤认为，从造假事件的防范角度出来，未来在增强问责的同时，加强对公众参与的社会监督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也必将会是大势所趋。

在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看来，临汾市曾经也是污染最重的城市，后来慢慢淡化了，“实际上这里面也有数据的问题，使很多相关工作耽误了”。换言之，在监测数据上动手脚，严重误导了国家和地方的环境决策，贻误了很多产业升级转型的时机。

对于临汾来说，一方面是污染问题仍然严重，另一方面，其GDP在山西省的城市间排名有所滑落，2018年上半年GDP增速为3.1%，远低于山西全省6.8%的增速。临汾市面临的产业结构的问题、能源结构的问题、用地结构的问题、交通结构的问题，只有“伤筋动骨”才能改变现在被动的局面。对这个城市来说，转型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版内容由人民日报、每日经济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等媒体综合整理。

别让政府公信力

染上“霾”

□ 陆民敏

这几年，国家对各地环境的考核越来越严。地方上的环境保护如果出了问题，当地领导就可能被约谈，甚至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但有些地方官员依然没有真正重视环境治理，反而是用各种造假手段应对环境考核和督察，以期蒙混过关。

其实环保造假在掩盖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还制造了另一种“污染”：政府公信力之“霾”。环保部门本就应该以保护环境为天职，但如今却以造假应付上级部门的监督、考核，这势必让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大打则扣，对政策产生疑问。没有公众的信任和支持，环保政策何以推行？

诚然，中国在转型发展中的确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上想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兼得也的确有其复杂性、艰巨性。但越是如此，各地各部门越应该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腾笼换鸟的智慧，把胆子放在攻坚克难上，而不是放在铤而走险违法犯罪上；把心思放在产业格局调整上，而不是放在向监测设备洒水、干扰空气自动监测设施上。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污染防治既是历史使命，也是现实责任。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地各部门理应压实责任，让环保高压线永远带电，对数据造假者敢于亮剑，才能彻底治理“污染源”，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