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江南运河考据》一文在《中国水运报》发表，分“孤证不为实说”“通航标准不一”“敕穿江南河无必要”等方面对江南运河考据过程和“京杭大运河”名字的出处考据进行报道，稿件刊发后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和讨论。
为进一步阐述江南运河相关文化历史，此次笔者分别从文化经典、配套工程、水网建设、疑起及结论等方面再次论证隋炀帝“敕穿江南河”存疑的观点。
□ 何建春 张晓平
唐宋诗词众多 无提及“敕穿江南河”
无论是在中国大运河史上，还是在江南经济社会发展中，江南运河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千百年来，江南运河不仅曾承担着南粮北运，北货南输的重任，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也直接便利了中国南北的水上交通，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时至21世纪的今天，江南运河仍然是中国大运河中通航条件最好，航运最为繁忙的黄金水道，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统治者成为唐宋诗词的重要题材，因此，有关描述与评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唐宋诗词至少在数百首（篇）以上。较早出现的是白居易的《隋堤柳》：“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
随后，有李益的《汴河曲》：“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杜牧的《汴河怀古》：“锦缆龙舟隋炀帝，平台复道汉梁王。游人闲起前朝念，折柳孤吟断杀肠。”汪遵的《汴河》：“隋皇意欲泛龙舟，千里昆仑水别流。还待春风锦帆暖，柳阴相送到迷楼。”张祜的《隋堤怀古》：“隋季穷兵复浚川，自为猛虎可周旋。锦帆东去不归日，汴水西来无尽年……”
直至晚唐时，仍有大量的诗人评说隋炀帝的开河。如皮日休的《汴河铭》：“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到了北宋时，又有石介的《汴渠》：“隋帝荒宴游，厚地刳为沟。万舸东南行，四海困横流……”梅尧臣的《汴渠》：“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闻歌汴渠劳，谩缀汴渠诗。汴水源本清，随分黄河枝……”黄庶的《汴河》：“汴都峨峨在平地，宋恃其德为金汤……万艘北来食京师，汴水遂作东南吭……”郑獬的《汴河曲》：“朝漕百舟金，暮漕百舟粟。一岁漕几舟，京师犹不足。此河百馀年，此舟日往复。自从有河来，宜积万千屋……”
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多的唐宋诗词，几乎都集中在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即汴水），但无一首诗词说到“敕穿江南河”。在《隋堤柳》中，白居易说得很明白：“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即隋炀帝开凿的是西自黄河东至淮河一千三百里的通济渠，似乎与江南运河并无多大关系。有人在评说这些唐宋诗词时时常道，“写的是汴水，其实也指江南河”，这实在有点太牵强附会了。
唐宋传奇精典 考证隋炀帝拓浚运河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凿大运河，是隋代举世瞩目的大事，必然反映到了文学中，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记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传奇《炀帝开河记》。
《炀帝开河记》以真实事件的叙述和虚构情节的设置，描述了隋王朝的腐朽和当时风气的败坏。隋炀帝为了乘船游江南，竟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掘运河，劳民伤财，损失巨大。而麻叔谋一类的官员，则乘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并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此文最早著录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史类，题作“炀帝开河记”，《宋史·艺文志三》入地理类，题同，一卷，注“不知作者”，原文载于明初陶宗仪《说郛》原本卷四十四，题同，一卷，不著撰人。又见于明陆楫《古今说海》卷一百二十二说篡部逸事家、明李栻《历代小史》，也题作“炀帝开河记”，一卷，不著撰人。明吴琯《古今逸史》逸记、重编《说郛》卷一百一十、《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记载家所收均题作“开河记”，一卷，仍不详撰人；《唐人说荟》六集、《唐代丛书》卷八、《无一是斋丛钞》、《旧小说》乙集皆题唐韩偓撰，未知何据。此篇传奇的作者，有唐末人和宋人两说，前说似更具说服力。
另外，还有两篇传奇，即《炀帝海山记》二卷和《炀帝迷楼记》一卷，前文叙炀帝即位、诏辟西苑、起十六院、梦陈后主、天象变异、王义上书自刎、炀帝遇害身死等事，后文则专叙炀帝晚年沉迷女色荒恣之事，它们与《开河记》各题炀帝一事，互不重复又各有关联，当出自同一撰人。这三部唐传奇同样也无一字提到隋炀帝开凿或“敕穿江南河”。
大业元年三月，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七百万开通济渠”，一千三百里，不足半年竣工，堪称奇迹，也过度地消耗了民力。大业四年，隋炀帝 “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惹得民怨沸腾，从史书到诗词传奇都众说纷纭。而大业六年十二月，一个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如此再而三地大规模动用民力，只怕民怨与舆论会更汹涌。而让此事存疑的是，关于演绎和渲染的传奇却不曾记叙，甚至无人说起，因此隋炀帝有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或拓浚江南运河仍有待考证。
配套水运工程 隋代均为空白
大运河从南到北，水位落差很大。为此，先民们在开凿运河的同时往往修筑堰埭，壅水助运。
江南运河八百余里，地势两头高亢，中间低洼，水流、水势和落差各不相同，要保障河道水流和舟船通行，必须修筑堰埭雍水助运。为此，秦代开凿陵水道时修筑马塘堰。汉武帝时开通苏州至嘉兴之间的运渠时设置杉青堰。
纵观江南河沿线，堰埭不少，既有建于秦汉时期的马塘堰、杉青堰等，更多的是建于唐代的京口埭、庱亭埭、望亭堰、奔牛堰、长安堰等。
在支流塘浦上的堰埭就更多了，现嘉兴境内的杨家埭、钱家埭、张家埭、栖树埭、余贤埭等，相传都是唐及五代设堰建埭而留传下来成为地名的。
唐及五代还在江南河上建有斗门，即单闸，也就是在陡坡急流处开挖泄流的明渠，衬砌成水槽，设置闸门，用以控制水流和航行。诗人李白的《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云“两桥对双阁，芳树有行列……海水落斗门，潮平见沙油。” 江南河上主要著名的斗门有：练湖斗门、嘉兴斗门、龙山闸、浙江闸等。
到晚唐，斗门已经相当普遍。白居易有诗云：“酒酣凭栏起四顾，七堰八门六十坊”。并且已经出现双闸门的斗门。《水部式》记载：“扬州扬子津斗门二所，宜于所管三府兵及轻疾内量差，分番守当，随便须开闭。”
正是这些堰埭斗门，丰富了江南河的水源，解决了因地势而造成水位落差等问题，保证了河道的水流和舟船的通行。然而，这么多的堰埭斗门，要么建于秦汉时期，要么建于唐及五代，唯独隋代修筑的是个空白，这也进一步表明隋大业六年并没有“敕穿”江南运河。
还值得一提的是塘路纤道的建设。秦代治陵水道，初创江南运河塘路。汉武帝开河百里，建造了苏州塘塘路。到唐代，江南运河塘路开始全线连通。这不仅改变了原河湖不分，一片汪洋的面貌，而且解决了挽牵、驿运和航行上的风涛之险。经过历代的修筑，江南运河边的塘路纤道不断完善，以利漕船牵挽往返，在促进运河航运和漕运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隋代的塘路建设也是个空白。这也再次表明，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存疑。
钱鏐治水 构建江南运河网体系
江南运河唐代全线畅通后，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不仅通航条件全面完善，而且结合水土开发，治水营田，构建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
五代时，吴杨及南唐割据江淮，南北对抗，战乱不已，南北运河航运基本陷于停顿，直至后周，才开始出现转机。而江南运河，由于以杭州为都建立政权的吴越国，偏安于东南一隅，“富境御敌”，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江南运河的更大发展在于紧密结合水土开发，治水营田，大规模地进行拓浚和整治，在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及屯田的同时，构建起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
吴越钱氏立国后，围绕着进一步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及其屯田，大规模地拓凿与浚治河道。钱鏐不仅设立开江营和都水使者，专业拓浚港浦，还组织撩浅军，专职进行河道疏浚，就连军队的主力八都兵和勇武都等也都时常承担河道的拓浚等施工。为此，还曾引发了武勇都将领徐绾的叛乱。
令人瞩目的是钱鏐无论是对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和屯田，还是拓凿与浚治河道，都从整个江南地区着眼，并将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全面规划、周密布局、高端设计。塘浦圩田系统和屯田采取“浚三江，治低田”“蓄雨泽、治高田”的方法，旱涝兼顾，高低分治。纵浦横塘之间，利用开挖土方，筑堤作圩，构成位位相承，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
同时，依据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浚挖河道，不仅进一步拓浚了杭州塘、苏州塘以及东苕溪、荻塘等主干道，开凿了澜溪塘等水道；据《嘉兴市志》记载，澜溪塘，五代吴越开，古时，“两岸俱栽枫树”，红叶烂漫，因而得名，而且还深浚河浦，干支并举，拓浚、疏通了大量的支流港浦，使横塘纵浦，交织成网，塘浦深阔，行水通畅，构建成纵横交错的河网。
由此，江南运河由原来线状的河道发展成为由杭州塘、苏州塘、东苕溪和澜溪塘等为主干，上百条支流横港纵横交错的河网体系，不仅四通八达，航行通畅，而且成为容量巨大的平原水库，为促进江南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发挥了更加重要作用。
虽然江南的塘浦圩田系统到北宋时就大部分解体，但江南运河网的基本格局则始终未变，直到21世纪，才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京杭运河、杭申线、杭（杭州）湖（湖州）锡（无锡）线、六平申线及苏（苏州）嘉（嘉兴）乍（乍浦）线纵穿南北，长湖申线、湖嘉申线、杭甬线横贯东西的五纵三横的现代运河航道网。所以，江南运河由单纯的线状河道发展成为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不能不说功在钱鏐。
传说或推测 诸多问题有待探讨
那么，如何解释或解读《资治通鉴》中的隋大业六年“敕穿江南河”呢？
这部耗费了司马光毕生精力编撰的巨著，纵贯1360多年历史，采用追叙和终言等各种手法，以政治、军事的史实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等，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政策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为了充分展示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和荒淫无道以及他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及痛苦，自然要有所渲染，于是将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一番。秦始皇，一统六国，筑万里长城，修驰道，北征匈奴，南伐百越。隋炀帝则营建东都，凿南北运河，科举取士，巡视西域，三征高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史记》云：“始皇出游……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上会稽，祭大禹”。隋炀帝也得有，于是《资治通鉴》写下了，“敕穿江南运河……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可见，“敕穿江南运河 ”“欲东巡会稽”只是传说或者推测。
为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收寻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不乏各种传说，要对1360多年的史料，包括传说，以他事事躬亲，全部进行核实准确似乎难以做到。更何况，隋炀帝确实大兴土木，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等大量运河水道。而随着通济渠和邗沟的开通与疏浚，江南运河也确实需要贯通、拓宽、加深。
相比《北史》《隋书》等，《资治通鉴》增补了两段有关隋代运河的记述：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以及“敕穿江南运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然而，这两段记述均遭到了质疑。其中开邗沟，清人刘文淇在《扬州水道记》中说：“大业所开邗沟，系就开皇山阳渎又开广之。”近人朱偰在《中国运河史料选辑》中也说：“《通鉴》则于通济渠外，又言开邗沟，实则邗沟即山阳渎，早在开皇七年开通，疑《通鉴》有误。”所以，所谓“开邗沟”实际上只是对山阳渎进行拓宽、加深。
“敕穿江南运河”也一样，司马光用的是“敕穿江南运河”，而不是“开山阳渎”“开通济渠”和“开永济渠”，并且写在当年的最后，既没有像开山阳渎、开通济渠和永济渠那样标明兴工的月份，更没有说明组织动员的民工人数，有含糊其词之嫌。而从字面上理解，“敕”为皇帝的命令，“穿”为贯通。也就是说皇帝下令要贯通江南运河，其只是疏通的意味十分明显。而当时的江南运河确实亟须贯通、拓宽和加深。于是，隋炀帝“敕穿江南河”，即下令要贯通江南运河，便也在情理之中，可惜他没能来得及或者说顾得上做。
通过考证，可以看到，隋炀帝开拓通济渠、永济渠等南北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也不能单凭一个孤证，便言词凿凿地肯定是大业年间“敕穿”的江南运河。江南运河的历史等诸多问题都值得探讨与商榷。
此外，江南运河的全线贯通并非隋大业年间的“敕穿”一蹴而就的，也没有进行过类似“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这样的大规模施工，而是先人们经过从唐至五代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才全线贯通，不断完善的。
江南运河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是隋大业年间“敕穿”的一条河道，而是由塘埭斗门以及塘路纤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组成的系统工程，并且主要是在唐及五代开始建设、完善的。
江南运河自古，至少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便已是一个完整的河网体系，兼有灌溉、引排、水运等诸功能，虽然其河道航线多有变迁，但任何时期的任何河段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将某个时期航道的变迁说成“篡改”，是要不得的地方狭隘偏见。（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