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加
当今，长江上已经建起了近100座大桥，两岸通行已经很便捷。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宽阔的长江也建了不少浮桥，而且最早的浮桥已经近两千年了。
其实，那时长江上修桥主要是为了实现战争意图，往往一座浮桥的争夺就会改变一段历史。
公孙述建造最早的浮桥
据记载，万里长江上最早的浮桥，是东汉初年公孙述在湖北省荆门与宜昌东南虎牙山之间的长江上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抗拒汉军的进攻。据《资治通鉴》卷三十四载：“公孙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将数万人下江关，击破冯骏等军，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关楼立攒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据汉兵。”
公孙述为什么要在长江上建造这座浮桥呢？原来，此前，公孙述是新莽时期的蜀郡太守，由于他苦心经营蜀郡多年，实力不凡，因见奉节鱼腹井中白雾腾空，形如白龙，遂自称白帝，据蜀挟陇，建都成都，成为了一方割据势力，这当然不会为要一统中国的刘秀所容。在东汉建武九年，光武帝刘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统兵十万西征取蜀，为的是统一华夏、削平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势力。
面对汉军的咄咄进逼，公孙述丝毫也不惧，他开始排兵布阵。为了迎战汉军，公孙述派遣翼王田戎、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汎率数十万人马下江关、取巫峡、拔夷陵夷道二县，计划在荆门与虎牙山之间“横江水起浮桥”。为了建造这个浮桥，公孙述也是费尽心血，他征调了大批石工、铁匠、船夫，在两岸石壁上凿孔打桩，牵以铁索，连以巨舟，铺上木板，设置关楼，组成了一座联舟浮桥。船上驻扎水师，日夜守卫。“大有进窥两湖、退挟三川之气势”。
更重要的是，他所建造浮桥这个地方地势十分险要，据《水经注》载：“江水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山在南，上合下开，其状似门，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所以易守难攻。公孙述自以为固若金汤，不可逾越，其政权可以稳如泰山。
的确，公孙述在虎牙山一带建造这个浮桥后，给汉军进攻带来很大的难题，大有“一桥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对此，东汉中郎将来歙建议，先派大军攻破天水，灭了据陇称王的隗纯，截断了公孙述的退路。再使岑彭等建造战舰，训练水师，正面进攻，尤其是要训练攻桥之术。刘秀采纳了他的建议。进攻蜀郡的战争打响了。
建武十一年的一天，长江上东南风大作，这时汉军在迅速出击，岑彭的战舰迅速驶来，汉军把棉絮麻头系在箭头上，点燃了火，万箭齐发，向公孙述的浮桥直射而去，顿时一排浮桥的木舟浓烟滚滚、烈火借着风势迅速燃烧起来，整个浮桥变成了一片火海，烧得通红，浮桥顿当即了。见此，汉军全军冲锋，大将鲁奇一马当先冲上前去，迎头碰上蜀将任满，手起刀落，将其砍死了。蜀军群龙无首，乱成一团，溺毙于江中者数以千计，雄极一时的舟桥半日工夫便化乌有。
在《资治通鉴》记载：“彭令军中募攻桥，先登者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鲁奇船逆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攒柱把构者，既钩住敌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进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岑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军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
从以上记载的战况来看，这座桥修得比较牢固，桥的规模较大，桥上有关楼，用了铁钩，丛木为攒柱，岑彭军一时进退两难。好在岑彭使用了火攻，烧毁了浮桥，扭转了战局，这才攻破敌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记载了此战，说明这个战例在水运史上的地位。
岑彭巧借东风火烧浮桥则传为历史佳话，“浪痕自记岑彭垒，罔势元依陆抗城”“南标铜柱北虎牙，天险城边古西塞，不知元是国西门。”的确，公孙述的实力与东汉是无法相比的，他幻想着据险为桥决一雌雄，然而他枉费心机，终被汉军巧计攻破。这长江历史上的第一桥也就此化为乌有。荆门之战汉军大获全胜。建武十二年，公孙述忧愤而死，四川乃平。
唐末朱温渡江作战
唐昭宗乾宁四年四月，后来成为五代梁太祖的朱温势力已经很大了，大唐的各地官员纷纷投靠他，其中武昌节度使杜洪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江南诸道行营都统杨行密奉朝廷命令攻打杜洪所部，杜洪眼看不支，求救于朱温，朱温就派遣部将朱友恭攻打黄州，用的是围魏救赵的把戏，杨行密派遣黑云都指挥使马珣等前去救援。黄州刺史瞿章听到朱友恭的大队人马到了，便放弃了黄州城，南撤武昌死守，他以为有长江天险，可以一守。
当年五月，朱友恭为了进攻武昌，在勘察了附近长江的地形后，决定在樊港建造浮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一卷载：“朱友恭为浮梁于樊港。”据胡三省在此条下的批注载：“武昌西山里有樊山，山下有樊溪，注于江，谓之樊口。朱友恭盖跨江为浮梁，抵樊口，以攻武昌也。”樊港，又名长港，内通梁子湖，共九十九汊，周围数州县的水都汇于此，由港口注之处叫樊口，仅通一舟，最称要塞。
樊港一带在古代就是征战渔猎之地。著名的赤壁之战中的赤壁就在其不远处，与樊口隔江相望的黄州是隋以后历代州府所在地。东南的鄂城曾是三国东吴孙权、孙皓的西宫所在地。其西山平地而起，苍劲雄伟，石怪溪回，为古楚樊山之一。据《水经注》卷三十五载：“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舶，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船，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属值风起，权欲西取芦州谷，利不从，乃拔刀急止，令取樊口泊船，至岩而败。”所以这一带自古就是战略要道。
朱友恭在此建造浮桥进攻武昌是最佳选择。于是“梁祖遣朱友恭率步骑万人渡江”，直攻武昌寨，执瞿章，马珣等人败逃，武昌、黄州都被朱友恭掌握。这一仗的胜利，为朱温建立后梁奠定了基础。
万余人马能快速渡江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不单是靠作战的战术和将士的勇猛，还要凭借浮桥的作用，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在长江上架好一座浮桥多么重要！
宋太祖靠浮桥灭南唐
宋代曾在现在南京长江大桥西南，今安徽当涂县采石矶一带，建造过一座规模宏大的跨江浮桥。
采石矶自古以来，是长江的重要渡口。当时，南唐军力居南方割据政权第一，水师颇强，国都金陵城池深固、易守难攻。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的决心很大，他估计会因此而战事旷日持久，为保障兵力增援和后勤供给，决定修建浮桥。
赵匡胤有建浮桥的想法，是由原因的。这都是南唐一个叫樊若水的人，给他出的主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载：“江南人樊若水举进士不中第，上书言事，不报，遂谋北归。先钓鱼采石江上，以小舫载丝绳其中，维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渡江之广狭。凡数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数，遂诣阙，自言有策可取江南。”就是说樊若水在南唐不得志，便心向北宋，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在采石矶建设浮桥的建议，而且还付诸行动，测量了采石矶一带的江面宽度，勘测了建浮桥的实际地形，并做了其他一些基础工作。因为采石矶一带在宋代时还没有江心洲，江面比较开阔，建造的浮桥难度不小。
而古代造浮桥的构造，或在江河两岸以铁柱、石柱之类系几根牵缆，牵缆上缚船，船上铺板，连接成桥，或以各船下锚矴为主，两岸系牵缆为辅。在陆游《入蜀记》也记载：“若水不得志于李氏，诈祝发为僧，庐于采石山，凿石为窍，及建石浮图，又月夜系绳之用，棹小舟急渡，引绳至江北，以度江面。”樊若水建造石塔和凿石窍，正是为了建浮桥系缆绳之用。
宋太祖开宝七年闰十月至十一月，有了樊若水的建议和基础，北宋利用冬天枯水期，在采石矶建成了浮桥。依据现在采石的江面宽度，估计宋代浮桥长度在6000米上下，按当时一丈约合3.1米计算，约为当时的1936丈。而浮桥约2丈多用一艘船，这次建的浮桥大约需要900多艘左右的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和卷十六记载，宋“如若水之策，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搜。”“遣八作使郝守睿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舰载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黄黑龙船，于采石矶跨江为浮梁。或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乃先试于石牌口，”后又“移石牌镇浮梁于采石矶。系缆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师过之，如履平地。”
这就是说，北宋成功地在采石矶建设了一座巨大的浮桥，而南唐君臣闻讯后，大臣张洎说：“载籍以来，无有此事，此必不成。”南唐主李煜也说：“吾亦谓此儿戏耳！”可见他们对北宋跨江建浮桥还不相信，认为不可能在这么宽的江面上建成，所以缺乏足够估计，铸成了大错。
宋军建成浮桥后，于是长驱江南。南唐发觉后企图出兵“焚采石浮梁”并未得手。开宝八年宋军包围金陵，“自春徂冬”。尽管“南土卑湿”“军中又多疾疫”，战事进展并不顺利，但到了十一月末，终于攻破金陵，李煜投降。
采石矶大浮桥对于这次军事胜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而在宋人建造和使用这座浮桥的一年多时间里，浮桥经历了各种气象与水文条件的考验，安然无恙，说明浮桥的设计和修造，是非常成功的。
南宋末蔺市争夺战
在南宋末年，南宋和蒙古之间有一场川江涪陵蔺市浮桥援助战，大败蒙古军队，从而改变了当时的战局。
当时，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进攻南宋，其中西路由统帅蒙哥率领元军主力在长江上游对南宋发起攻击，这才有了久攻不下的钓鱼城保卫战，元军统帅深知巴蜀据长江之上流。对下游具有极大的军事震慑优势，历代统一中国多从巴蜀顺江而下，或逆流而上统一中国。
然而令蒙哥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可是在这个小小的钓鱼城就被拖住了。于是，他们认为川江是长江的咽喉孔道，是宋军巴蜀和荆楚的“生命线”，建桥就能切断宋军长江通道，有利于尽快攻下钓鱼城。
宋理宗开庆元年正月，“蒙古主（蒙哥）遂命大将珲塔哈以兵二万守六盘，奇尔台布哈守青居山，命耨埒（纽磷）造浮梁于涪州之蔺市，以杜援兵。”蒙古军在涪陵蔺市建成的浮桥，锁住长江，让下游援军不得入川，使久被围攻的合川钓鱼城，大有独力难支之势。而合川一旦被攻下，蒙古军队自三峡而下，与汉江流域的蒙古兵会师荆楚，南宋天堑之地利就会丧失，灭掉南宋指日可待。
此时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蒲择之所帅重兵攻打成都惨败，川西、川北大部分地区不是战败就是投降，加之蔺市浮梁断江，宋军生命线被掐断，钓鱼城所在军队孤悬川中，孤掌难鸣，形势十分危急。面对生死存亡之际，南宋采取了一个有力的措施。
开庆元年，南宋撤掉在蜀无功的蒲择之，以吕文德代之，任命其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兼任湖北安抚使，这样他就有了地跨巴蜀、荆楚的统辖力和调配权，以打通荆楚湖北与巴蜀川江宋军的生命线。
吕文德分析到，假如能够攻破浮桥，入重庆，溯嘉陵江，达合川钓鱼城，势必造成对钓鱼城蒙古军的夹击。但前提就是要突破蒙古军设在重庆附近的涪陵蔺市浮桥。为此，南宋在开庆元年三月曾“命有司悬重赏，募将士毁蔺市浮梁”，但未能成功。
吕文德所率援军日夜兼程西进，可蒙古军队据长江上流，从下游进攻的援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而浮桥架设时为开庆元年一月，此时长江还是以西北风为主，风向对上行船只不利。在浮桥阻隔宋军半年后，进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六月，东风盛，处于长江下游的吕文德援军抓住机遇，计划乘风逆流一举破袭蒙古军浮桥。
开庆元年六月，吕文德乘风顺，攻涪州浮梁，力战，得入重庆，即率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吕文德借东风，领兵激战，双方争夺惨烈，一举攻破浮桥，打通了川江生命线，率领战舰千艘，溯嘉陵江而上，对蒙军形成了战略夹击之势，坚定了宋军死守钓鱼城的信心。
涪陵蔺市浮桥之战战败，蒙古主帅和蒙古大汗先后死去，造成了蒙古军队的全面撤退，否则整个南宋早就灭亡了，世界格局也就被改写了。而宋军也正是涪陵蔺市浮桥战获胜，才得以进取重庆，夹击合川，钓鱼城保卫战获才得以夺取最后的胜利。
长江历史上这些浮桥战，可谓是斗智斗勇、惊心动魄，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修浮梁由来已久，据《尔雅·释水》载“天子造舟”，宋人邢昺对此的解释是：“言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与上，即今之浮桥。”古代所谓浮桥，就是并列的船、筏、浮箱货绳索上面铺木而成。在《春秋后传》中就有载：“周赧王三十八年，秦始皇作浮梁于河。”汉杨雄《方言》第九载：“造舟谓之浮梁。”浮梁即今浮桥。在《旧唐书·哀帝记》中也记载过一个架浮桥的史实：“杨师厚于襄州西六十里阴谷江口伐木以为浮梁”，襄州即襄樊市，阴谷即今襄樊市西北汉江畔，就在长江之北，这个记载是指唐哀宗天祐二年，朱温攻襄州时，曾命杨师厚作浮梁于阴谷口，就是浮桥。明代顾炎武《蒲州西门外铁牛唐时所造以系浮桥在今河西徒十余里矣》诗：“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说明顾炎武亲自看到过唐代的浮梁遗址，蒲州即今湖南零陵县东南潇水河畔，距离长江不远。这都说明建造浮桥在唐代已经很普遍了。此后，浮桥一支被军事上沿用现代。
所以说，长江作为我国的第一大河，在历史上曾留下了众多的建桥传说，以及围绕浮桥发生的战争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