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黎
1300年前的江夏黄鹄矶头，两名长衫文士临水惜别。时维杨柳飘花的季节，碧空流云，风拥长河。眼见一片船帆隐入天际，正值壮年的李太白意气饱满，挥毫写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浪漫诗句。李白一生漂泊，无数次放舟江湖，“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将船买酒白云边”的迷离，“孤帆一片日边来”的宏阔……诗人瑰丽的才情为长江，为中国舟船文化留下了传诵千古的不朽辞章。
物具百年，文肇千秋。虽然长江的风帆时代奔涌而去，但洪荒以降，桨声棹歌洞穿万千年岁，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依旧余音袅袅。
舟起
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大约在一万八千年前，地球人种分化进入到如今人类生存的各个地域，文明之火次第点燃。值得一提的是，世所公认的四大文明发源之地均处于大河之畔，分别是尼罗河（古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巴比伦）、印度河（古印度）以及华夏之地的长江黄河。究其原因，河流除了供应人类繁衍生息必须的水和食物，也为史前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交流提供了优于陆地的天然通道。
最初的渡水工具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推断的是，古人类从观察到落叶、枯木可以浮于水面获得灵感，开始或直接利用，或简单制作各种载具。比如一截断木甚至是一蓬枯枝、具有轻质防渗特性的空心葫芦、充气的动物皮囊以及用藤条捆扎的木筏、竹筏等等。受限于形制和特性，这一类载具往往不具备承载大量物件和远程输送能力，因此学术上将之统称为“浮具”。只有具有容器形态，也就是具有船舷的，才能称为舟或船。独木舟的出现使得人类有了史上第一艘名副其实的“船”。
中国的独木舟最早出现在什么时期，古籍之中一直众说纷纭。《山海经》《易经》《吕氏春秋》等等都有关于制舟的记载，结论不一，但是最早不过黄帝时期，也就是迄今5000年左右。实际上，很多史前记载都是文字出现后，由后世人按照传说编撰而成，缺乏足够的印证，因此不足为信。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土的文物则非常具有说服力。随着对古代遗址的不断地发掘，独木舟出现的年代也不断往前推进。2002年在对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发现了距今8200—78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独木舟。这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
古籍记载虽然在考证具体的时间和人物上不太靠谱，但是在说明上古舟船发展的历程上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比如从“以匏（葫芦）济水”到“始乘桴（小筏）”，再到“变乘桴以造舟楫”，可谓准确描述了这一历程。也就是说，从洪荒远古开始，历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铁器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人类制作形制更为复杂、功能更为强大水上载具的能力也随之进化。
从这一点来看，独木舟及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合理的，毕竟只有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才掌握了成熟的用火技术，拥有了较为精巧耐用的工具，比如石斧。《易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这句话中，“刳”是指将木材“剖其中而空”，“剡”是指“削令上锐”，形象说出了独木舟和桨的制作工艺。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学界称之为“独木舟”而不是“独木船”？舟船二字有什么区别？其实二者所指是相同的，如前文所述，都是指有舷、容器形态的水上载具，不同的是出现的时代不同。“舟”字始见于商代的甲骨文，而“船”字最初出现在周代的钟鼎文中，“舟”字要早于“船”字。东汉许慎《说文》：“船，舟也。”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提出“古人言舟，汉人言船。”意思是先秦时期多用“舟”，汉代以后基本用“船”。就现代汉语来讲，两者的用法是舟字有上古雅意，多作诗意表达；船字则为实用语，多用于口头和日常。至于李白为何写作“轻舟已过万重山”“将船买酒白云边”，或为音律考虑，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再回到为什么学界不叫“独木船”，有一种说法是独木为舟，拼木为船，基本上关于中国古船的著作论述中，都采用了“独木舟”和“木板船”的术语，这里面不光有时代的考量，也有表达形制工艺、功能用途进化的意图。
截至目前，我国出土的独木舟中，归属时期最晚是唐代。1960年，在江苏扬州施桥出土了一艘长10.6米，采用一根硕大香樟整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据考证，因为独木舟吃水浅、水密性好、灵活机动，当时的大运河里应该有很多类似的独木舟从事人员摆渡或是少量货物转运。如果从萧山跨湖桥遗址算起，独木舟使用的时间跨度最少长达5400多年，这也说明独木舟与木板船长期并存。但不管怎么说，木板船的出现和发展才是推高水运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独木舟逐步进化为木板船，掀开了中国舟船文化最为光辉璀璨的篇章。
船兴
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得到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对水上载具加大运载量和适应大河流长距离运输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筏没有船舷且易被水浸淹；独木舟则受制于原株树木的大小，且在水中的稳定性不好，因此两者均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木板船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
木板船，顾名思义，需要预制各种类型的木板，再按照一定的形制和工艺进行拼接，是一个由零到整的制作工程。相对于独木舟的制作来讲，这显然需要更加强大的工具和更加复杂的工艺，于是木板船出现的具体年代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学者认为石器的出现及应用，使得人类可以制作木板。这一论断也被迄今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考古所证实，在那里发现了木板和相当成熟的榫卯技术。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发现并不能足以证明木板船就出现了，毕竟构建木板船所需要的木板需要一定的精度和较多的类型，同时，仅凭榫卯等木构工艺，是不能满足船只航行时拥有足够的稳定性和防水性能。因此，他们认为木板船的出现应该是青铜器出现以后。
到目前，中国出现木板船的最有力证据，是甲骨文中的“舟”字以及舟字偏旁的其他字，如果无法得到开始的时间，那么这个“舟”字则证明了木板船最晚也是距今3000—3500年前殷商时代的产物，其时青铜器已经被广泛使用且工艺精良。此外，这个时期大量的舟船活动被记录在古文献中，《诗经·商颂》记载了商王武丁“南击荆蛮”的事迹，“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意思是深入到荆楚之地和江汉流域，打了大胜仗。学者认为，商的势力拓展到长江流域，不可能没有大规模的舟船行动。时至西周时期，发生了一起吊诡的周昭王溺毙于汉水的事件。《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西晋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对这一段记载进行了注解：“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从描述可以看出，当时江汉平原的楚国已经具有高超的造船技艺。
周昭王溺毙也推动西周专门设置了一个叫“舟牧”的官职，负责船舶安全检验。《礼记·月令第六》记载：“……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所谓“五覆五反”就是将船翻来覆去检验五遍。
时间来到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出现为造船技术提供了更加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支撑。相传古代著名的工匠公输般（鲁班）发明了木作工具，铁制的斧、凿、锯、锤以及铁条、铁钉等被广泛使用，使得这一时期木板船的建造日趋成熟，针对不同用途、不同航区的船型也越来越多样化、专业化，船甲板之上的功能性建筑也越来越丰富。比如有棚有窗的“舲船”（《楚辞·九章》“乘舲船余上沅兮”）；供国君乘坐，装饰华丽的“艅艎”；长20多米、宽3米多，能容纳90多名士卒和桨夫的吴国战船“大翼”等等。史书记载，当时水面征战、商旅运转等舟船活动极为频繁。甚至为方便航运，吴国动用人工开凿运河。《史记·张仪传》提到，秦惠王的使臣张仪游说楚怀王时说：秦国西边是巴蜀，我们的战船如果从岷江出发，一条船运载50名士卒和3个月的粮食顺江而下，到你楚国的西部边界也就不到十天而已。张仪之言有吹牛恐吓的成分，但对于长江水道和战船出动的描述恐怕不是虚言。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一件国宝“鄂君启金节”。这是楚怀王赐给鄂地封君“启”的一个青铜质的通行凭证，由车节和舟节组成。舟节用于特许水路运输免税，其铭文规定了船的数量：3船为一批，每年50批即150艘为限免税。同时，舟节还划定了航线：自武昌出发经长江中游，汉水，湘、资、沅、澧水和赣江等。可见当时长江干线及其主要支流均是通航且十分繁忙的。
帆扬
帆，是利用自然风作为动力推动船舶前行的工具。与桨、橹等驱动属具最大的区别就是摆脱了人力的限制，使得船舶的航速、航区大为扩展。因此，帆的出现是船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关于中国船舶风帆出现的年代，也是众说纷纭，到目前尚无定论。比较集中的说法有殷商说，理由是甲骨文中的“凡”字就是帆的意思；战国时期说，依据的是这个时期大量的航海行动记载，以及出土文物上有类似船帆的图案；汉代说则依据东汉马融的《广成颂》中对水军船队和船帆的描述：“然后方艅艎，连舼舟，张云帆，施霓帱，靡飕风，陵迅流，发棹歌，从水讴……”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帆”字。但是，这里提到的“霓帱”是指彩色的绸布帆，如此精美的材质和样式，绝对不应该是船帆的最初形态。
从文献与文物两个方面的印证讲，战国时期说更加具有说服力，中国船帆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在吴越、楚齐的内河及沿海地区首先出现，从小范围使用逐步推广发展起来，并且最初制作船帆的材质并不是后来的织布，而是竹片、芦苇等天然植物，这种植物编织的船帆一直到明代还在广泛使用。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到：“凡船篷其质乃析篾成片织就，夹维竹条，逐块折叠，以俟悬挂。”
不管哪种说法，自有帆的出现，木板船才具备了更为齐全强大的性能，才构成了完全形态，“帆”字在很多场合也成为船的代名词。自秦汉以降，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快速发展，逐步实现了工具体系化、工艺复杂化、分工专业化。
从出土的汉代船舶来看，中国木板船的基本形制已经确定。一是船舶设有甲板和上层建筑；二是船首、船尾向外延伸，在甲板的基础上拓展了装载面积和操作空间；三是船舶出现舱壁，对上支撑甲板，左右支撑两舷侧板，增加船体强度。此外，汉代木船已经广泛使用铁钉来拼装木板，并且拥有了门类齐全的船舶属具。例如划水的桨、撑船的篙、拉船的纤、定向的舵、摇船的橹、挂帆的桅、泊船的碇等等。
汉船的集大成者是名为“楼船”的一种战船。东汉刘熙所著《释名·释船》记载，楼船设有甲板，甲板下是棹卒划桨的空间；甲板供战卒接舷作战；舷边设有半人高的女墙，防范敌对方的矢石攻击。女墙之内则设置三层建筑，第一层为庐，供长矛手居高临下攻击；第二层为飞庐，供弓弩手发射；第三层为爵室，作指挥瞭望之用。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率领的将对有大小楼船两千余艘，士卒两万余人，规模巨大。
从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绘图上可以看到，楼船的尾部有一个船舵，这和1955年在广州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的船尾舵形成了印证。《释名·释船》对舵的解释是：“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拽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文献及文物显示，中国舵的发明和应用早于西方近千年。而船尾舵也是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四大发明之一，此外还有水密舱、桨轮船和航海指南针。
水密舱和桨轮船均出现于东晋末期，水密舱在“晋安之乱”中首次出现在卢循建造的“八槽舰”上。晋隆安三年，孙恩自海岛起兵，攻占会稽（今绍兴）等地。402年，孙恩兵败自杀，余部推举他的妹夫卢循为主。卢循坚持了9年之后，也兵败身死。这一场历经12年的叛乱，战场大多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以水战为主。《宋书·武帝纪》在记述刘裕镇压卢循水军时，有卢循“别有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八槽舰的特点就是利用横向的水密舱壁将船体分隔为8个船舱，即便某个船舱破洞进水，船舶其他舱室可以不受影响，保证船不至于沉没。学者认为水密舱壁是从竹子的横膈膜找到的灵感。后世出土的唐代木船显示，水密舱壁与船体木板之间以榫头和铁钉连接，板缝处用油灰填补，具有非常良好的水密性。除了防范一个船舱破洞影响邻舱和全船，水密舱壁的使用还有效提升了船体的强度，其坚固的横向结构也使得桅杆与船体紧密连接，为中国古代帆船采用多桅多帆提供了坚实基础。
刘裕在镇压了孙恩、卢循叛乱后，便挥师向西，进攻建都长安的后秦。晋义熙十三年，刘裕部将王镇恶由黄河乘浆轮船溯渭水而进军。这种船无帆无桨，通过藏在舱内的人脚踏车轮来驱动战船。后秦军见了，都惊叹以为遇到了神怪。这种半机械化的驱动方式，成为古代船舶人力推进技术的最高水平，欧洲直到一千多年后才出现了类似的装置。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初的样式名为“司南”，见于先秦古籍之中，从后世复原的形制看，司南不能用在活动的船舶上。到北宋年间，指南鱼和指南针水浮法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指南鱼是鱼状的铁片磁化后，放在装有水的碗中指引方向；后者则是将磁石磨成针，替代指南鱼，用法还是浮于水面。这两样物件，为指南针在船舶上应用提供了可能。实际上，自北宋起，应用指南浮针导航的事例便不断出现。宣和六年成书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写道：“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到南宋，已经出现了使用针盘的记载，这便是罗盘的雏形。
造船及航海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水运的繁荣。就内河来讲，早在唐代就形成了以长江、黄河及南北运河为主通道的全国水运网。特别是长江终年不冻，航运地位尤为重要。唐代的繁华都市除了长安、洛阳两京，还有扬州和益州（今成都），素有“扬一益二”之称，之所以“扬”为一，无非是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天然成为水网的中心点。商贾放舟长江，常年往来扬益之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唐代诗人张籍写的《相和歌辞·贾客乐》生动描绘了长江船舶运输的繁荣景象。除了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之外，唐代大家刘禹锡也曾赋诗“吴越分双镇，东西接万艘”以表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