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版:水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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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6日 星期

漕运,古代交通史上的一段传奇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
如今位于淮安的中国漕运博物馆。 徐怀庚 摄
苏州园林。
扬州瘦西湖。
杭州西湖。
大运河淮安段的板闸遗址。徐怀庚 摄

□ 金志庚

漕,以水转谷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以水转谷”,即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转运京师或指定的地方,以供朝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之需。这种粮食称之为漕粮。

自大运河凿通以后,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履行使命。作为地处大运河中段重要城市的淮安,能成为漕运的中枢,特别是明、清两朝均将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则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王朝经济命脉

漕运的起源很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攻打匈奴,即从山东向北河(内蒙古)转粮,攻打南越时,又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向南转运军粮。

楚汉相争时,兴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将关中粮食通过漕运以资军用,到了汉武帝时,通过漕运转运的粮食已达400万石。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而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凿了大运河,并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从此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即进入大运河时代。

漕运作为维系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的手段。当然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早在唐、宋年代即在大运河中段的楚州(淮安),设立了转运使、发运使,到了明、清两朝则设漕运总督部院,一般派从一品、正二品官员担任漕督。

明清两代漕督共262任,其中明代122任,清代140任,清代的施世伦、琦善、穆阿张、恩寿等皇帝庞臣都担任过漕运总督,总督衙门除其本部及下属各种官吏,1790余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都归其节制,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沿运河设有粮仓数座,淮安的常盈仓,为大型漕粮中转仓,常蓄150万石粮食,堪称天下粮仓,清代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有7000万两银子,其中5000万两是通过漕运完成的,故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名震一方。

漕运堪称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不仅维系了朝廷生存的经济命脉,还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运河载国运

打开中国地图,我国的水系走向一般都是东西向,长江、黄河、海河、钱塘江、济水等,莫不如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大河向东流……”,因大海在我国的东部,故河流大多是流向大海,而南北向的河流不多,而在古代交通,大多是通过陆路,即使骑马,也要花时多日,运输物品,车马劳顿,成本很高。故朝廷为转运粮食,依靠水运应是最佳选择,但当时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区,到了元明清三朝,又转到北京,而地处南方的江、浙乃富庶之地,天下粮仓,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河道,方能将粮食运转京城。

于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便从扬州连接长江之水和沿途河湖,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直达淮河之畔的淮安末口,古称邗沟。但因淮河阻隔,到了淮安只能将货物盘坝进入淮河,尽管成就了淮河南岸的北辰坊(河下)的繁盛,但仍不能贯通南北交通。

到了隋代,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经历代王朝不断修筑,形成了从杭州到北京通州18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从此,连通了南北交通。特别是明代平江伯陈瑄在总督漕运时,从淮安古运河向西北打通直达淮阴码头清口的水道,货船直接可进入淮河,则货船无须再盘坝入淮了。

从此,南北大运河一路畅通无阻。大运河的贯通,结束了由陆地运粮的弊病的时代。靠人力畜力运粮,运粮队伍边走边吃,没等到运到京师,粮食已吃完了。靠水运转谷,功莫大焉。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有利于漕运,更连接了南北交通,无论是隋炀帝南下扬州还是清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无不是循运河南行,于国于民,裨益无限。

促进文化交流

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成就了漕运事业的兴盛,也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南是中国文化比较繁盛的地域,漕运沿途更是名人辈出。人文荟萃,许多文人学士多出自漕运运河两岸,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也多出自漕运沿途。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背景都出之于此。

一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漕运沿线上的人,他的作品描写的时空甚至语言同样都来自运河沿线地域。《三言两拍》中许多故事,大多与运河线有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于瓜州(今扬州境内),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的故事,就发生于当年的楚州(淮安),今天淮安城内乃有一条窦娥巷。《红楼梦》第120回贾宝玉拜别贾政的故事就发生在常州的毗陵驿,《水浒传》中的宋江曾任职楚州,并与花荣、李逵、吴用死于楚州蓼儿洼,今淮安城还有蓼儿洼的地名遗存。

漕运留在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谓数不胜数,如苏州枫桥边上的寒山寺,一般寺庙大门都朝南,独寒山寺朝西,为的方便过路香客乘船来朝拜进香。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曾有一段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是传说,还是戏说,但颇有哲理。

历代文人在漕运沿线留下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每到一处都留下诗句,如康熙到淮安时写诗《晚经淮阴》,记录他当年来淮安时,当地官绅迎驾的盛况。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必到淮安,在淮安留下了十六诗。一次,乾隆到了镇江金山寺,问法磐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条船来往吗?”法磐答道:“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乾隆愕然,为之折服。

总而言之,无论是小说、话本、戏剧乃至诗词,皆具漕运之韵,文学戏剧作品数不胜数。帝王之作、文人之品,乃至民歌小调,都与漕运有不解之缘,漕运无疑为沿途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带动城市繁荣

大运河的贯通,使漕运进入了大运河时代,漕运不仅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影响了沿线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繁盛,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

中国古代城市,大都集中于中原地区,比如洛阳、开封乃至秦汉时的古都西安,后得长江之利,沿江一些城市逐步形成,如重庆、武汉、南京等,到了大运河时期,运河沿线的都市立马成了亮点。

由南往北,最南边的杭州,不仅成了南宋的都城,后又与运河线上另一城市苏州,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接着就是无锡、常州这两座城市,今天得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辐射,加之又在京沪铁路线上,现在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但那时也是举足轻重。

镇江,既得长江之利,也得运河漕运之便,不仅为交通要塞,且留下许多名胜古迹。与镇江隔江相望就是扬州。扬州是漕运的重要关口城市,明、清时期,扬州成为朝廷的盐斤集散地,一时盐商蜂拥而至,一时声名大振。

得漕运而致城市繁荣的当数淮安。淮安位居大运河中段,明、清时设淮安府,曾辖两州九县,实为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设漕运总督部院之后,又在清江浦设河道总督,人称“天下九督,淮安独占其二”。

明宣德四年,朝廷为疏通钞法始设钞关。即为官设税务机关,淮安是时为七关之一,设在淮安板闸,钞关(又称榷关,在淮安称淮关),其关官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故位高权重,淮安钞关当时的规模,甚至超过淮安府衙。

明初,朝廷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明中叶时因黄河夺淮入海,涟水遭洪水威胁,使掣验所圮毁,于是将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淮安河下,当时全国有四大盐商,三家都来到淮安。

盐商的到来,使“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以致河下成为堪比扬州之繁盛。单河下一处,私家园林就达100多处,当时人称“一县三关”,说的是山阳一县就设有“漕关、钞关、盐关”三个国字号的关卡,当然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

据《山阳县志》载,“淮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可知,当时淮安应有百万居民,除了府衙、漕运总督部院,河道总督部院、钞关、盐关,还设大河卫,以及淮安府学、山阳县学等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多处官衙商铺和名胜古迹,以致淮安城一下子成为与杭州、苏州、扬州并列的运河线上四大都市之一的“壮丽东南第一州”。

再向北即到徐州,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一直是古代、近代兵家展示雄才的古战场,更因受楚汉文化影响和得漕运要塞之利,故徐州城当然地成了运河线上的重要都市。

沿运河漕运沿线再向北,则到了济宁、聊城、德州、天津,同样是因漕运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接着就到都城北京,北京通州就是运河的末端,当然更是漕运的目的地。元、明、清三代都在这里设立都城,其繁华为世界所瞩目。

漕运不仅连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沿途的文化交流,更因此推动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

清江造船厂历史变迁

漕运,是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只。明清时期,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这些船只,当然需要许多造船厂制造,为下水方便,漕船制造厂都设在漕运河道沿线,而最有影响的则是位于两淮(淮安、淮阴)之间的清江造船厂。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海船两种,罢海运以后,主要是内河浅船,不仅设置专门机构督造,而且实行官造、官修制度,据《漕船志》载,永乐七年,淮安、临清肇建清江,五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详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但清江造船厂为造船业的70%。明正德十六年,刑科给事中田赋,又建议将卫河总运船俱归隶清江厂。

漕船厂为何要建设在淮安,因永乐初年江南粮饷都经淮安常盈仓转运,更因当时淮安分天下之中,运河中段,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言于谟,万世之长计也。”可见,在淮安设船厂,主要是由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清江造船厂,位于山阳(淮安区)、清河(清江浦区)二县之间,永乐初年,平江伯陈瑄督漕,选两县之间的闲旷之地建盖厂房,当时,清江造船厂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四个总厂,还设有多处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三十四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十二厂,直隶厂有十八厂,卫河厂下辖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八十二分船厂,另辖有建于清江浦运河上的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主要便于运送运船物料等。

造船当然需要材料,当时主要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要修理、改造,而改造年限主要依据船的木质而定,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如松木五年一造,杉木十年一造,株、楠、杂木七年一造,而清江厂大多用楠木,为十年一造,这些材料都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直到成化十五年才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

除木料以外,还需铁钉、铜器、绳索、竹子等各种辅料,这又成就了靠近船厂的河下与造船业有关的产业,故河下至今仍有打铜巷、绳巷、铁钉巷、竹巷等地名,实际上就是当年为造船服务的作坊,并以其行业命名。

明初,对于一年要造多少只船,开始并无定数,随着漕运之需不断扩充,到了天顺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大都由清江造船厂分派各分船厂制造,如此数额,可见当年因漕运而影响了造船业的振兴,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

清光绪年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加之海运兴起,陆路渐通,朝廷改变了漕运政策,及以银、物代粮,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终于曾影响了封建王朝经济发展数百年的漕运大业从此落下了帷幕,清江造船厂也因此风光不再,但造船工业在淮安工业发展中仍占一席之地,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造船厂存在,只是更名为淮安造船厂,且吨位不断提升,不仅造木船还有水泥船与铁壳船。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造船业可谓突飞猛进,并已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明清时期的清江造船厂的历史值得记忆,并应载入我国造船工业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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