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志庚
漕，以水转谷也。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以水转谷”，即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转运京师或指定的地方，以供朝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之需。这种粮食称之为漕粮。
自大运河凿通以后，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履行使命。作为地处大运河中段重要城市的淮安，能成为漕运的中枢，特别是明、清两朝均将漕运总督部院设在淮安，则是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王朝经济命脉
漕运的起源很早，早在秦朝，秦始皇为攻打匈奴，即从山东向北河（内蒙古）转粮，攻打南越时，又凿灵渠沟通湘江与珠江，向南转运军粮。
楚汉相争时，兴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将关中粮食通过漕运以资军用，到了汉武帝时，通过漕运转运的粮食已达400万石。到了隋代，隋炀帝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而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凿了大运河，并沟通了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从此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即进入大运河时代。
漕运作为维系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的手段。当然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早在唐、宋年代即在大运河中段的楚州（淮安），设立了转运使、发运使，到了明、清两朝则设漕运总督部院，一般派从一品、正二品官员担任漕督。
明清两代漕督共262任，其中明代122任，清代140任，清代的施世伦、琦善、穆阿张、恩寿等皇帝庞臣都担任过漕运总督，总督衙门除其本部及下属各种官吏，1790余公里的漕粮运输，江、浙、鄂、赣、湘、豫、鲁七省都归其节制，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12万漕军，沿运河设有粮仓数座，淮安的常盈仓，为大型漕粮中转仓，常蓄150万石粮食，堪称天下粮仓，清代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有7000万两银子，其中5000万两是通过漕运完成的，故漕运总督可谓位高权重，名震一方。
漕运堪称封建王朝，特别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制度，不仅维系了朝廷生存的经济命脉，还为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运河载国运
打开中国地图，我国的水系走向一般都是东西向，长江、黄河、海河、钱塘江、济水等，莫不如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主题歌第一句就是：“大河向东流……”，因大海在我国的东部，故河流大多是流向大海，而南北向的河流不多，而在古代交通，大多是通过陆路，即使骑马，也要花时多日，运输物品，车马劳顿，成本很高。故朝廷为转运粮食，依靠水运应是最佳选择，但当时的都城都在中原地区，到了元明清三朝，又转到北京，而地处南方的江、浙乃富庶之地，天下粮仓，能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河道，方能将粮食运转京城。
于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便从扬州连接长江之水和沿途河湖，开凿了一条人工河道，直达淮河之畔的淮安末口，古称邗沟。但因淮河阻隔，到了淮安只能将货物盘坝进入淮河，尽管成就了淮河南岸的北辰坊（河下）的繁盛，但仍不能贯通南北交通。
到了隋代，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经历代王朝不断修筑，形成了从杭州到北京通州1800余里的京杭大运河，从此，连通了南北交通。特别是明代平江伯陈瑄在总督漕运时，从淮安古运河向西北打通直达淮阴码头清口的水道，货船直接可进入淮河，则货船无须再盘坝入淮了。
从此，南北大运河一路畅通无阻。大运河的贯通，结束了由陆地运粮的弊病的时代。靠人力畜力运粮，运粮队伍边走边吃，没等到运到京师，粮食已吃完了。靠水运转谷，功莫大焉。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有利于漕运，更连接了南北交通，无论是隋炀帝南下扬州还是清康熙帝“南巡”，乾隆帝六下江南，无不是循运河南行，于国于民，裨益无限。
促进文化交流
大运河的贯通，不仅成就了漕运事业的兴盛，也为两岸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江南是中国文化比较繁盛的地域，漕运沿途更是名人辈出。人文荟萃，许多文人学士多出自漕运运河两岸，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也多出自漕运沿途。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背景都出之于此。
一说《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也是漕运沿线上的人，他的作品描写的时空甚至语言同样都来自运河沿线地域。《三言两拍》中许多故事，大多与运河线有关，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于瓜州（今扬州境内），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的故事，就发生于当年的楚州（淮安），今天淮安城内乃有一条窦娥巷。《红楼梦》第120回贾宝玉拜别贾政的故事就发生在常州的毗陵驿，《水浒传》中的宋江曾任职楚州，并与花荣、李逵、吴用死于楚州蓼儿洼，今淮安城还有蓼儿洼的地名遗存。
漕运留在运河沿线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谓数不胜数，如苏州枫桥边上的寒山寺，一般寺庙大门都朝南，独寒山寺朝西，为的方便过路香客乘船来朝拜进香。寒山寺因寒山和拾得二位名僧而得名，二人曾有一段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拾得答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是传说，还是戏说，但颇有哲理。
历代文人在漕运沿线留下的诗文可谓汗牛充栋。清康熙帝，乾隆帝“南巡”，每到一处都留下诗句，如康熙到淮安时写诗《晚经淮阴》，记录他当年来淮安时，当地官绅迎驾的盛况。乾隆曾六下江南，每次必到淮安，在淮安留下了十六诗。一次，乾隆到了镇江金山寺，问法磐住持：“长老知道每天有多少条船来往吗？”法磐答道：“只有两条，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乾隆愕然，为之折服。
总而言之，无论是小说、话本、戏剧乃至诗词，皆具漕运之韵，文学戏剧作品数不胜数。帝王之作、文人之品，乃至民歌小调，都与漕运有不解之缘，漕运无疑为沿途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带动城市繁荣
大运河的贯通，使漕运进入了大运河时代，漕运不仅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经济发展的命脉，也影响了沿线的文化交流和文化繁盛，更重要的是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
中国古代城市，大都集中于中原地区，比如洛阳、开封乃至秦汉时的古都西安，后得长江之利，沿江一些城市逐步形成，如重庆、武汉、南京等，到了大运河时期，运河沿线的都市立马成了亮点。
由南往北，最南边的杭州，不仅成了南宋的都城，后又与运河线上另一城市苏州，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接着就是无锡、常州这两座城市，今天得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辐射，加之又在京沪铁路线上，现在的经济实力已不容小觑，但那时也是举足轻重。
镇江，既得长江之利，也得运河漕运之便，不仅为交通要塞，且留下许多名胜古迹。与镇江隔江相望就是扬州。扬州是漕运的重要关口城市，明、清时期，扬州成为朝廷的盐斤集散地，一时盐商蜂拥而至，一时声名大振。
得漕运而致城市繁荣的当数淮安。淮安位居大运河中段，明、清时设淮安府，曾辖两州九县，实为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设漕运总督部院之后，又在清江浦设河道总督，人称“天下九督，淮安独占其二”。
明宣德四年，朝廷为疏通钞法始设钞关。即为官设税务机关，淮安是时为七关之一，设在淮安板闸，钞关（又称榷关，在淮安称淮关），其关官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故位高权重，淮安钞关当时的规模，甚至超过淮安府衙。
明初，朝廷在扬州设两淮盐运使司，淮北分司署驻涟水城，明中叶时因黄河夺淮入海，涟水遭洪水威胁，使掣验所圮毁，于是将淮北盐运分司署迁移淮安河下，当时全国有四大盐商，三家都来到淮安。
盐商的到来，使“淮北商人环居萃处，天下盐利淮为大”，以致河下成为堪比扬州之繁盛。单河下一处，私家园林就达100多处，当时人称“一县三关”，说的是山阳一县就设有“漕关、钞关、盐关”三个国字号的关卡，当然也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繁荣。
据《山阳县志》载，“淮城内外，烟火数十万家”，由此可知，当时淮安应有百万居民，除了府衙、漕运总督部院，河道总督部院、钞关、盐关，还设大河卫，以及淮安府学、山阳县学等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多处官衙商铺和名胜古迹，以致淮安城一下子成为与杭州、苏州、扬州并列的运河线上四大都市之一的“壮丽东南第一州”。
再向北即到徐州，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故一直是古代、近代兵家展示雄才的古战场，更因受楚汉文化影响和得漕运要塞之利，故徐州城当然地成了运河线上的重要都市。
沿运河漕运沿线再向北，则到了济宁、聊城、德州、天津，同样是因漕运而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接着就到都城北京，北京通州就是运河的末端，当然更是漕运的目的地。元、明、清三代都在这里设立都城，其繁华为世界所瞩目。
漕运不仅连通了南北交通，促进了沿途的文化交流，更因此推动了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繁荣。
清江造船厂历史变迁
漕运，是通过水道转运粮食，其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船只。明清时期，运河上有1.2万只漕船。这些船只，当然需要许多造船厂制造，为下水方便，漕船制造厂都设在漕运河道沿线，而最有影响的则是位于两淮（淮安、淮阴）之间的清江造船厂。
明永乐迁都北京后，“百官卫士仰需江南”每年要通过大运河调运数百万石粮食到北京等地，因而修造漕船成为明朝的军国大计。明代漕船有海船和内河海船两种，罢海运以后，主要是内河浅船，不仅设置专门机构督造，而且实行官造、官修制度，据《漕船志》载，永乐七年，淮安、临清肇建清江，五河二厂，“南京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里河浅船俱造于清江，遮详海船并山东、北直隶三总浅船俱造于卫河。”但清江造船厂为造船业的70%。明正德十六年，刑科给事中田赋，又建议将卫河总运船俱归隶清江厂。
漕船厂为何要建设在淮安，因永乐初年江南粮饷都经淮安常盈仓转运，更因当时淮安分天下之中，运河中段，北达河泗，南通大江，西接汝蔡，东近沧溟，乃江淮之要津，漕渠之喉吻。“船厂之建，非但便于转输，实我国家一统之言于谟，万世之长计也。”可见，在淮安设船厂，主要是由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清江造船厂，位于山阳（淮安区）、清河（清江浦区）二县之间，永乐初年，平江伯陈瑄督漕，选两县之间的闲旷之地建盖厂房，当时，清江造船厂有京卫、中都、直隶、卫河四个总厂，还设有多处分船厂，其中京卫厂有三十四厂，涉及南京亲军卫，南京五军都督府所辖大部分卫所；中都厂有十二厂，直隶厂有十八厂，卫河厂下辖有大河厂，淮安厂，总计有八十二分船厂，另辖有建于清江浦运河上的板闸，移风闸，清江闸，福兴闸，新庄闸，主要便于运送运船物料等。
造船当然需要材料，当时主要由楠木、杉木、松木、株木、杂木等打造，使用一定年限就要修理、改造，而改造年限主要依据船的木质而定，小坏则修理，大坏则改造，如松木五年一造，杉木十年一造，株、楠、杂木七年一造，而清江厂大多用楠木，为十年一造，这些材料都派造于诸省及各提举司，直到成化十五年才停止各处派料，“议取抽分木价以充造船之需”。
除木料以外，还需铁钉、铜器、绳索、竹子等各种辅料，这又成就了靠近船厂的河下与造船业有关的产业，故河下至今仍有打铜巷、绳巷、铁钉巷、竹巷等地名，实际上就是当年为造船服务的作坊，并以其行业命名。
明初，对于一年要造多少只船，开始并无定数，随着漕运之需不断扩充，到了天顺后，始定天下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大都由清江造船厂分派各分船厂制造，如此数额，可见当年因漕运而影响了造船业的振兴，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
清光绪年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加之海运兴起，陆路渐通，朝廷改变了漕运政策，及以银、物代粮，于清光绪三十一年，终于曾影响了封建王朝经济发展数百年的漕运大业从此落下了帷幕，清江造船厂也因此风光不再，但造船工业在淮安工业发展中仍占一席之地，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造船厂存在，只是更名为淮安造船厂，且吨位不断提升，不仅造木船还有水泥船与铁壳船。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造船业可谓突飞猛进，并已走进世界先进行列，但明清时期的清江造船厂的历史值得记忆，并应载入我国造船工业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