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育一方风物，一川流水承一脉文脉。艾草含韵，承载岁岁相传的民俗温情；萍水汤汤，见证一城山水的古今更迭；鲁地河湖浩荡，沉淀千年岁月的风骨底蕴。静默流水滋养万物、孕育生灵，奔涌不息的水波之间，藏四时风物，载故土烟火，更沉淀着国人深植心底的乡土眷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与温润笃定的人生坚守。
河从罗霄山脉的褶皱里渗出，把楚昭王的“萍实”、明清的商埠、安源的红色星火，都藏进清波。现在它又要托起百吨级货船，让萍乡通江达海。站在河边，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水草的气息。
我眼中的“萍水相逢”
□ 贺霁森
传说楚昭王途经萍水河时获得一颗名叫“萍实”的红色果子，这颗果子吉祥得很，霸者才能得，萍乡的地名也由此而来。
家里的老人讲，河岸的南正街青石板被草鞋磨得发亮，老码头号子声顺着水波荡出去。萍水河把煤炭运到长江，也把外面世界的消息带回这座深山里的城。长辈说“水通则路通，路通则城兴”，我只记得船上的渔夫赶着鸬鹚下河抓鱼，非常有趣。
后来河水变了，不是一下子变黑的，而是慢慢变黑的。水面浮起油花，夏天那股臭味能顶得人往后退。鱼儿也少了，青苔变成褐色污泥，大人们都说“那水碰不得”。我问我爸，河水怎么这样了？他瞅了半晌：“要发展嘛，总要有点代价。”
煤尘把白墙染灰，安源的煤曾照亮了半个中国。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工人们举着火把走过河边。那种“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劲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只是萍水不再温柔，成了酱油色的，稠稠的，像这座城市把什么苦都吞了进去，吐不出来。我考上大学离开那天，看着河水的颜色，眉头紧锁。
再后来，我忙于求学和工作。我有次冬天回萍乡，风很大，看到老人在钓鱼。水虽不算清透，但刺鼻的臭味没了。老人说钓了三年，有鱼了。从聊天中得知，政府不让随便排污了，说是要保护生态。
2014年，我时隔多年回到萍乡，开始返乡工作。第一眼几乎没认出那条河——荒滩变公园，橙红步道嵌在河边，有人跑步，有人推婴儿车。河水泛着浅绿，虽不是当年一眼到底的清透，但像大病初愈一样，精神头回来了，河水非常干净。
我爸每天傍晚都去河边散步，我也跟着一块，他说省政府规划了高等级航道，500吨级船能直达湘江，接入长江。我问会不会又担心要发展了，他摆手：“不一样，那时候是往河里倒，现在是往河里护。”他顿了顿又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路终于要修到老百姓的心里去了。”
是啊，不一样了。这条河从清澈到浑浊再回到今天，它什么都记得，只是不说。萍乡人也没有忘，那种“敢为人先”的安源精神，那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劲头，没变。只是这一次，把力气用在护水上，而不是毁水上。从煤海到清波，从酱油色到碧绿色，这座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终于跟自己达成了和解。
这座城市里的人像极了这条河——摔过跤，犯过错，但从来不认怂。只要心里那股气还在，就能从头再来。
靠岸之后
□ 范韶军
缆绳刚套上桩
码头上那股子樟脑丸味儿就飘过来了
那是娘箱底被褥的味道
我低头看自己
指甲缝里是黑油
裤腿上是盐渍
连吐口痰都是铁锈色
不敢往岸上走
怕我这身腥气
熏坏了那干净的石板路
我就蹲在舷梯口
点一根烟
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那灯光落在我脚背上
暖洋洋的
像娘的手
又像娘在催我
娘卧了个荷包蛋
油花儿汪在碗边
我挑起一筷子
手却抖了
海上漂久了
筷子不听使唤
像拿着两根失控的锚链
面汤顺着嘴角往下流
烫得心口发慌
娘问 咸不
我摇摇头
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
这面太软 太烫 太干净
没有海水的腥
也没有馒头的硬
我狼吞虎咽
把那颗蛋连同眼泪一起咽下
生怕慢一点
这岸上的热乎气儿
就又被海风吹散了
无论是黄河、运河、宋金马河，还是其他水泽，家乡的水在我的眼里总会蒙上一层神圣的色彩。每每对着水面，心中万分虔诚，滋生出一种眷恋，一种感激。
家乡的水
□ 徐龙宽
山东有名的水都集中在家乡几尺见方的格局里，几条河都在历史云烟里出足了风头。
首先是黄河，自西向东，就绕着我们村子转了个半圆，往东十里，京杭大运河如江南少女，款款而来，再向东便到了东平湖，南有宋金马河。八百里水泊浩渺，滋生出万千风流世态，衍生出一百零八位好汉的故事。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用一支神笔，使水泊梁山从水上走向世界，于是，梁山水泊便成为历代骚客文人游览观光、寻旧访古的圣地。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流下，一波三折，等流到我们村后，水势渐小渐弱，河道也不宽，但是到了夏日汛期，却也是滔滔数十里，煞是壮阔。沿河上到蔡楼渡口，这里是河道最窄处，不过三四百米，一座铁浮桥，浮光掠影，真像一条龙浮在水上。这里是刘邓大军过河作战的地方，后来称作“将军渡”，现在，京九铁路桥就跨过黄河从这里伸展过来。
大运河是从江南来的客人，文文静静，缓缓流过。在我们这里穿过黄河，蜿蜒北流。在历史上，大运河的名声是不亚于黄河的，“若无水上宫殿事，与禹较功不须多”，元代诗人皮日休一语概括，倒省了我不少事。对于黄河，我曾用“野浪滔滔”来形容，而对于大运河，除了“柔”外，我再也想不起有什么绝妙的词来，也许朱自清先生说的“像柔玉，像绿宝石”最为恰当。
这几条河中，黄河、宋金马河主要用于灌溉，大运河主要用于航运养殖。要说水量丰富，当数东平湖了。
东平湖是我们家乡的一颗明珠，就在我们村东四十里的地方。一碧万顷，几米深的水，澄明见底，游鱼、碎石、菱蔓、藻藤，历历可见。东平湖的鱼、菱角、鸡头米是出了名的。菱可与江南菱媲美，个大，果肉莹白，香甜宜人，为家乡人所喜爱。每到夏秋之交，街头巷尾最盛行的零吃便是菱角。现在，鸡头米已经作为地方名产出口到了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地。
东平湖水，如范仲淹笔下所绘的那样：“波澜不惊，锦鳞游泳。”站在湖边，正值晴空万里，那平稳的湖水，绿得令人眼晕。水清、静、柔，再佐以一岸杨柳依依、夏蝉长鸣、湖风轻柔，这里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消暑胜处。每年夏天，都有很多游人来这里避暑游玩。
在黄河中游泳和在东平湖中游泳的感受根本不同。俗话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确如此。从河里出来，经阳光一晒，便赫然发现泥痕遍布，不如不洗。尽管如此，每到夏天，河道里还是布满了游泳的人。我的一位新疆朋友，在“将军渡”处游过黄河，爬上岸后，他兴奋地大叫：“我游过了黄河，我游过了黄河，我要写信告诉我新疆的所有朋友！”
家乡的水是无私的，她用自己的乳汁沃养了我们世世代代。我依恋家乡的水，我想，我应该报答她，一如报答我的母亲。
他见过许多河。浑的，急的，干涸的。只有这一条，会开花，开的是水性杨花。
一条会开花的河
□ 蓝飞燕
水性杨花，这名字不好听。老祖宗用来骂人，说谁轻浮，谁靠不住。他不管这些。他只晓得，这花，性子最烈。
那年夏天，城里来了个老板。肚子挺着，皮带扎得老高，站在河边说：这条河，搞旅游，能挣大钱。村长赔着笑。老板手一挥：“把那些花拔了，种荷花。游客认荷花。”这白花花一片，素，不上镜。
没人吭声。
他走过去，就一句话：“这花，拔不得。”
老板斜眼看他，他蹲下，手探进河水，凉。水草滑过指缝，痒簌簌的。他掐断一截嫩茎，举起来。断口渗出清亮的汁液，有股青气，像雨后新割的草。
“知道它为啥叫水性杨花吗？”他问。
他站起身，把话撂下：“脏水不活，浑水不长。你往河里倒一滴柴油试试，三天，就三天，这一片，全烂给你看。”
河面静了。风从山口灌下来，满河的碎白花朵簌簌地晃。那动静，像它们在互相碰头，窃窃私语。它们不怕。
老板走了。
他伸手捞起一朵落花。花瓣薄得透光，搁手心颤巍巍的。三片白瓣，护着一撮鹅黄的蕊。小得很，也干净得很。凑近闻，有股淡淡的腥，水腥，混着极细微的清甜。
这就是水性杨花。骂名背了几百年。谁替它说过一句话？
没人替它说。只有这条河，还有河边的人，知道它的好。
小时候，他妈总在天蒙蒙亮时撑竹筏下河。长篙一点，筏子滑进花丛。她腰弯下去，手快得像织布，一掐一扭，嫩茎就离了根。他跟在后头，抱起湿漉漉的花茎往回拖，水珠子甩一脸。那会儿穷，这就是菜。焯水，凉拌，滴几滴香油，嚼起来喀哧响，满嘴脆甜。后味有点凉，像含了颗薄荷。
村里老人说这菜清热。谁家娃咳了，男人上火了，不用找药，去河里捞一把煮汤，一碗下肚，嗓子的火就灭了。
他蹲久了腿麻，索性坐在岸边。看那花，根死咬着泥，茎软得像没骨头，花却浮在水面任风吹雨打。世人都笑它轻浮，其实它最硬气。水净则旺，水脏便死，半分商量也无。比人干净，也比人明白。
这些年他见过太多死河。每次回村，总要来看看。远远望见白花花一片，他心才落定：它还在，这河就还活着。
一千五百多年前南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写下的那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几乎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时间仿佛在这里打了个盹儿，一些古老的信奉与智慧，就这么不动声色地沉淀在泥土里，随着草木一岁一枯荣，流淌至今。
艾的庇护
□ 冯春
田埂上，河岸边，一丛丛艾草长得正旺，叶片背面泛着银白，像被月光浸过。
古人认为，疫病乃“疠气”所致，芳香之气，是天地间的正气，足以驱散、中和秽浊之气。这种观念，可以从《周易·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应哲学中，找到深远的思想土壤。万物各从其类，而香气与正气，自然可以召唤更强大的洁净之力。于是，楚人佩戴兰草，汉人焚烧沉香、降真香，渐渐演变成端午佩戴的香囊。一提到香囊，我便想起《礼记·内则》中“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的记载，那是以色丝和药末制成的香包，是少年男女随身携带的礼仪，更是抵御周遭环境不洁的屏障。一枚小小的香囊里，朱砂、雄黄、白芷、苍术，那清冽辛香的药味，便是古人随身携带的一片洁净空间。
这种依靠气味疗愈的智慧，在遭遇大疫时，会被推到极致。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载有不少防疫香方，命名为“太乙流金散”“杀鬼烧药”，其名虽带着巫祝的神秘色彩，但方法却是更加科学的——取雄黄、雌黄、矾石等药，置于庭前屋内，烈火焚烧，利用高温让药物的杀菌成分迅速扩散。可以想见，当瘟疫在城中蔓延时，药火的红光映照着人们惊惧而又期盼的脸庞，浓烈的药烟驱逐着腐烂与死亡的臭味。那是一场感官的战争，古人用大自然赋予的气味，为自己筑起最后一道藩篱。
明末大疫，吴又可著成《温疫论》，跳出传统伤寒的框架，天才般地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这种致病源为“戾气”。在没有显微镜的年代，能推断出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物质，通过口鼻侵犯人体，无疑是划时代的洞见。既然“戾气”从口鼻而入，那最好的防护，自然是对呼吸的净化。
到了清代，这种防护已然体系化。诗人吴存楷在《江乡节物诗》里写过，杭俗“以红花、石菖蒲，插于花瓶，置堂中，云可解疫”。无论是焚烧、佩戴还是悬挂，古人们固执地相信，洁净的气味，是生命最好的盟友。
当视线从书斋的典籍移开，重新落在那漫山遍野的艾草上时，我们或许才真正明白了这场草木之战的意义。
他们不像我们，手握抗生素和疫苗，但他们拥有一套与天地万物感应的哲学。艾草、菖蒲、雄黄、兰汤……这些既是物质的武器，也是精神的图腾。他们将看不见的病毒、细菌统称为“邪气”“病魔”，然后将它们具象化，再在一场举国参与的仪式中，用龙舟的鼓声去恐吓，用蒲剑的锋锐去斩杀，用艾草的香气去驱逐，用雄黄的烈酒去泼洒。
当我再次回想那片艾草地，心里忽然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触。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次春生夏长，每一缕药香烟香，都曾是先人对“好好活着”这件事，最虔诚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