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平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一所小学。学校窝在山沟的皱褶里，扭曲的石墙和倾斜的土屋一起倾诉着乡村教育环境的窘困。教师的家大多在周边村子里，下午放学后，偌大的校园只剩下我们三个外地教师。

九月是大山收秋的时节，教师节放了半天假，师生们都回家割麦。有俩爱热闹的老教师不顾婆娘责骂，留下来和我们过节。我们抓“大头”——在纸单上写不等的数字，抓阄。抓到“大头”的自怨手气太背，抓到“白吃”的嘴角咧到耳旁。按阄缴钱，按能分工，情况熟的去村里买鸡，腿脚快的去商店买烟酒，厨艺好的掌勺。宰鸡煮酒，我们自娱自乐过节。

第二年教师节，学校里的徐校长请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帮忙收田。天高风轻，满山金黄的麦浪像波涛涌动的大海。我们弯腰屈膝，一把把拔麦子，不一会，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头也晕乎乎的。徐校长老两口则拔得飞快，他们笑话我们是“白肋巴”。手起泡了，腰困得弯不下，腿疼得蹲不下，我们干脆躺着拔，飞扬的尘土把我们涂成“土行孙”。

太阳落山，我们就收工了。徐校长心疼我们累着了，让女儿割了肉，宰了鸡，做了一桌子菜。徐校长拿出过年女婿送的几瓶好酒，笑呵呵地说：“今天受累，大家也痛快过个节吧！”我们尽情地吃，尽兴地喝。醉了，躺在热腾腾的火炕上，和徐校长老两口唠嗑，恍惚回到久别的家中。

再后来，“人民教育人民办”，解决温饱的山民开始关注教育。大山掀起办教育的热潮，村里集资修学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木材。又一个九月，明亮的阳光下，几幢红砖青瓦的教室赫然挺立，学校焕然一新。那年教师节前几日，徐校长去找村书记，村书记爽快答应：“一定让老师们好好过个节！”红彤彤的夕阳下，戴鸭舌帽，斜披衣裳的村书记踱进校门，后面紧跟抬大羯羊的村主任和文书，年轻的文书手中拎几瓶酒。教师灶伙食不好，能大快朵颐地吃羊肉，大伙儿都幸福地飘飘然。

进入新世纪，“以县为主”办教育，教育发展驰上快车道。义务教育工程、校安工程、改薄工程等项目接踵落地，几幢伟岸的教学楼、宿舍楼昂首傲立在山沟中。老师们自豪地向山外亲友炫耀：“山里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山里娃有了和城里娃一样的现代化学校。”两免一补、营养餐、助学贷款等惠民政策实施，学生上学有保障。山民感慨：“时代太好了，共产党把老百姓当亲娘舅！”

从此，教师节过得更隆重了，市里县里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奖励优秀教师、师德标兵；乡上、学校召开庆祝会、座谈会、联谊会，慰问老教师，看望退休教师；学生向教师赠自制贺卡，家长发祝福短信……尊师重教在山村里蔚然成风。我庆幸遇上这样的时代，也感受到教师职业的荣光。

教师节的变迁，折射出群众、社会、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相信在党的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教育事业必将展开腾飞的翅膀，教师也将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